解振华：中国将在坎昆气候谈判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描述出这个作为具体部门法教义学研究基础的一般性架构，并基于中国法律发展的阶段与现实，将该架构在具体制度层面予以具体化的落实。

这些命题被认为基于权威来源，在通常情形中不受质疑，因为教义学思维的目标就在于依据某个权威的想法去进行思考，它只限于穷尽这种想法的意义内涵。[55]参见[英]P.S.阿蒂亚：《法律与现代社会》，范悦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二）教义学知识的层面 在教义学知识的层面上，未来的方向应当是努力结合判例研究、习惯梳理和法律评注的编纂，构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教义学知识体系，尤其是通说体系。一旦当概念体系与立法者的命令含义发生偏离，它们就不再具有约束力。而在公法领域，公权力的掌握者却不能做一切未被法律所允许的行为，因为如果这样就极易造成任意侵犯个人自由的恶果。[89]任何融贯的法律体系的背后都有一套成熟的政治理论与道德信念体系作为自己的支撑，而这种政治—道德理念往往以一种高级法的姿态扮演着法律体系背景墙的作用。迄今为止的评价法学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传统评价法学阶段和从70年代末至今的新评价法学阶段。

[56]一方面，司法裁判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以及立法活动最大的差别，在于它是依法裁判，它所运用的规范性依据是一种事前已经以权威的方式确定下来的一般性规范。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一方面以法的安定性作为构成要素，另一方面则以建构融贯法律体系为基础条件。2001年12月11日，我国政府在入世议定书上正式签字，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许多环境法学者因此将环境标准纳入环境法体系，认为环境标准是环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标准支撑着法律，决定着法律的实际效用。(二)基于标准著作权争议案件处理的需要，有观点认为政府制定的标准尤其是强制性标准具有法规性质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因处理标准出版纠纷案件中的标准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的问题致函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在复函中称：关于标准的性质，我们同意你庭的意见：强制性标准是具有法规性质的技术性规范，推荐性标准不属于法规性质的技术性规范，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在标准对于法律的意义问题上，我们宁可将标准作为法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工具对待，而不是将其视为法的组成部分。

法治 标准与法律(制定法[1])均为规范性文件，具有规范性，但二者的规范属性不同{1}，二者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以及实施和监督检查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2]，应属于不同性质的规范系统。那么，标准法律属性论关于标准与法律的关系的阐释是否成立呢？是否符合标准与法律关系的真实情况呢？这需要我们对标准与法律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梳理和分析。

在标准法律属性论者看来，标准或某类标准具有法律属性，属于法的范畴。1995年，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全国消灭无标生产试点县实施方案》;1996年，国务院发布了《质量振兴纲要》，重申企业应严格按标准组织生产，没有标准不得进行生产;1998年，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下发《关于加强消灭无标生产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消灭无标生产。政府不仅是标准化工作的管理者，也是标准的制定者和实施监督者，它们几乎包揽了标准化的全部工作。标准法律属性论者之所以认为标准具有法律属性，很大程度上与法律关于标准的规定有关，尤其与《标准化法》关于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的规定有直接的关系。

按照修订后《标准化法》第2条第2款规定，标准包括国家强制性标准、国家推荐性标准、行业推荐性标准、地方推荐性标准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这些标准均具有规范效力。标准法律属性论者将标准纳入法律的范畴，所关注的是前者。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和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达成的意见则依据不同类型标准的效力来阐释标准与法律的关系。只有在区分不同事物的前提下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找出它们之间联系的规律，给出合理的理论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能处理好彼此联系的事物之间关系的有价值的方案。

三、标准法律属性论的客观原因 除了受国外软法理论和WTO/TBT技术法规理论的影响外，标准法律属性论的产生还与我国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有关。而法律的制定权(立法权)则属于公权，只能专属于国家机关，非国家机关不能享有或分享立法的权力。

研究标准与法律的关系也是如此。根据国家质检总局2002年颁布的《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第12条规定，等同采用，指与国际标准在技术内容和文本结构上相同，或者与国际标准在技术内容上相同，只存在少量编辑性修改。

从法的角度来看，法律与标准的联系表现在法律规定了标准，赋予标准以法的规范效力[18]。生活饮用水质量符合GB 5749的规定。[15]有关标准的规范性和规范效力的研究，参见：柳经纬.标准的规范性与规范效力——基于标准著作权保护问题的视角[J].法学，2014(8):98-104. [16]关于标准与法律融合现象的研究，参见：柳经纬.标准与法律的融合[J].政法论坛，2016(6):18-29. [17]软法论者将非强制性的标准归入软法，是基于标准化机制与软法机制的契合，与大多数标准法律属性论者不同。【参考文献】 {1}柳经纬.标准的规范性与规范效力——基于标准著作权保护问题的视角[J].法学，2014(8):98-104. {2}梁广炽.《WTO/TBT协定》中技术法规与标准的关系[J].中国质量技术监督，2003(5):39. {3}文松山.强制性标准与技术法规之异同[J].世界标准化与质量管理，1998(12):35-36. {4}杨辉.技术法规与标准的定位及我国技术法规体系的建设[J].航天标准化，2011(2):1-6. {5}李玫.加快我国技术法规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2(2):25-27. {6}郭济环.我国技术法规概念刍议[J].科技与法律，2010(2):10-13. {7}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99-300. {8}林良亮.标准与软法的契合——论标准作为软法的表现形式[J].沈阳大学学报，2010(3):39-42. {9}韩德培，陈汉光.环境保护法教程[M].7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57. {10}蔡守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43. {11}金瑞林.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53. {12}常纪文.环境法前沿问题——历史梳理与发展探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47. {13}何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法律体系的建设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3:1. {14}周应江，谢冠斌.技术标准的著作权问题辨析[J].知识产权，2010(3):78-81. {15}柳经纬，许林波.法律中的标准——以法律文本为分析对象[J].比较法研究，2018(2):188-200. {16}张文显.法的概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9. {17}李春田.标准化概论[M].6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0. {18}汪劲.环境法学[M].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29. {19}王灿发.中国环境行政执法手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2. {20}王树义.环境法基本理论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92. 【期刊名称】《现代法学》【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5 进入专题： 法律属性 。1962年国务院颁布的《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设技术标准管理办法》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标准化法律。强制性标准是技术法规这一点，也得到法学界的认可，但在技术法规是否仅限于强制性标准的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强制性标准并不是技术法规的全部，技术法规还包括其他内容。

如果按照这部分标准法律属性论者的见解，必然得出混合标准部分是法律而另一部分不是法律的结论。第三，积极采用国际标准，是我国标准化战略的一项基本政策。

然而，如果将标准法律属性论置于我国标准化的实践中加以考察，就不难发现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最后，在法学研究的层面上加强对标准化与法治的理论研究。

围绕着标准的著作权纠纷，尤其是标准的出版纠纷，有学者进一步认为，不只是推荐性标准，凡是政府制定的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都属于立法、行政性质的文件，依法不享有著作权[6]。除了标准本身注明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强制性和推荐性混合的标准。

但是，法律对标准形成的依赖关系，只能说明标准对于法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不能改变标准的本质属性，也不会模糊标准与法律的界限，使得标准成为法的一种形式或法的组成部分。自《标准化法》颁行之后，为提高产品质量，国家实施依标生产的政策，要求企业必须依据标准组织生产，严禁企业无标生产。(三)基于软法的理论，有观点认为标准是法的一种表现形式 软法硬法是软法学者提出的关于法的一种分类。首先，在国家法治的层面上提高对标准化事业的认识。

第8.4.1条规定：餐饮场所数量和布局合理，餐饮卫生符合GB 16153的要求。五、区分标准与法律的现实意义 任何事物间的关系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都是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在美丽乡村建设方面，有国家推荐性标准《美丽乡村建设指南》(GB/T32000-2015)。第11条规定：对满足基础通用、与强制性国家标准配套、对各有关行业起引领作用等需要的技术要求，可以制定推荐性国家标准。

因此，从理论上厘清标准与法律的关系，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标准对于法治的意义来看，有必要将标准与标准化提升到国家法治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在具体法治的环节中重视对标准化成果的利用，加强对标准化与法治问题的理论研究。

第三，与我国标准化事业发展不相适应的是，我国标准化法学理论研究整体上较为薄弱。在他们看来，问题就这么简单，没有深究的必要。[1]在法源上，法包括习惯，我国《民法总则》第10条确认了习惯的法源地位。例如，《食品安全法》第4条第2款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环境保护法》第34条规定：……向海洋排放污染物、倾倒废弃物，进行海岸工程和海洋工程建设，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有关标准，防止和减少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在我国现行法中，法律关于标准的规定，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法律规定了标准。未来这些领域的立法应吸收标准化的成果，将标准引进法律，发挥标准对法律的支撑作用，更好地实现法律规范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

如果按照强制性标准具有法律性质而推荐性标准不具有法律性质的理论，就必然得出这些被引用推荐性标准独立存在时不具有法律性质，被强制性标准引用时就具有了法律性质的结论。长期以来，关注标准化法律问题的主要是标准化理论界，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标准化体制本身，除了标准与专利、标准与反垄断、标准与贸易壁垒外，标准与立法、标准与执法、标准与司法、标准与民法、标准与刑法、标准与行政法等标准与法治的基础性问题，则少有人问津。

如果我们只看到标准与法律的联系，甚至将标准视同法律，而忽略了标准与法律的区别，那么也就无从揭示标准与法律联系的规律，因而也无法对标准与法律的关系给出合理的解释，更不可能提出任何有价值的处理标准与法律之间关系的方案。以具体标准为例，国家标准《手术植入物有源植入式医疗器械第2部分：心脏起搏器》(GB 16174.2-2015)载明：本部分采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 14708-2:2005《手术植入物有源植入式医疗器械第2部分：心脏起搏器》。

很赞哦!（99）